「喂，潘總，很久沒見！」Ａ突然攔在我面前說。

　　「這麼巧？」我說，想不到會在台北遇到他。

　　Ａ是我舊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他曾經權傾一時，氣焰很盛。他跟每個部門都有矛盾，和每個主管都有牙齒印，唯獨我和他沒有甚麼。一天他走過來，擠眉弄眼地問︰「潘總，你『怎麼樣』？」

　　「老闆還沒跟你說嗎？」

　　「說甚麼？」

　　「唉！你真還是假呀？花紅呀？」

　　經他一說，我才恍然大悟，說︰「我以為你說甚麼？那有甚麼好說的。」

　　「不是這樣說的，你這個人就是這樣，你不去爭取是不行的。你老闆見給你這些你便滿足，他就不會給你多一些。」

　　A有他的道理，公司最差的時候，他總算交到數；到了公司好景，他要跟老闆拿他認為是他應得的一部分。

　　「我們一起去，最多你不出聲。」

　　我說「心領了」，我還說「命裏有時終需有」。

　　之後發生了許多事，都是圍繞Ａ的。他的要求不被老闆接納，當然他認為以他的實力和對公司的價值，他應該得到他心中的那一個價，但老闆卻不給他，於是他的反應變得蠻不講理，變得更難相處，更盛氣凌人。

　　他在公司的最後一年，基本上已不來找我串門子，他已跌入復仇的深淵裏。他在部門內拉幫結派，和老闆攤牌。一個人和一家公司去鬥，結果可想而知。

　　他離開後的日子很不如意。在台北見到他，雖然一樣的西裝，一樣的眼鏡，一樣的語氣，但眼神和氣色已不再一樣。

　　寒暄幾句，我們各自上路。從來我們都是各行各路，每條路怎樣走，都是各有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