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路透社》報道，蒙古國總理在華盛頓會見美國副總統後表示，蒙古將深化與美國在稀土和其他高科技應用礦產開採方面的合作。其後又與美國國務卿舉行會談，討論如何落實美國國務院與蒙古礦業與重工業部長在六月簽署的諒解備忘錄。而根據美國方面官員的說法，雙方探討了在哪些具體領域上，美國幫助蒙古了解其所擁有的資源、如何開採資源以及如何生產資源，尤其是提出要有「創造性的解決方案」。新聞報道一出，自然引起媒體尤其中文媒體的廣泛報道，畢竟這是美國一箭雙鵰之舉：一方面尋求擺脫對中國稀土元素的進口依賴，從而保持對華競爭的戰略資源優勢，另一方面則在中國北方鄰國投下一枚棋子，以強化與蒙古國的經貿合作和軍事援助（據說將援助二十輛裝甲車），從而增加中國北鄰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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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這種揉合資源經濟與戰略的如意算盤，自然是陽謀，並沒有絲毫遮遮掩掩。但正如筆者一向信奉「先別說甚麼戰略，先談戰術上是否可行」這種魯登道夫Erich F.W. Ludendorff（一戰時期德國總參謀長）信條：光有戰略盤算是不夠的，說到底還是細節決定成敗。

　　首先從技術層面來看，嚴格而言，所謂那十七種稀土元素，其實並不是真的在存量上絕對稀有，而是對這些稀土元素的開採、冶煉和分離技術要求很高。所謂技術要求很高，從生產過程而言，就是指勘探稀土礦床、選礦分離、精礦分解、冶煉、生產初級產品、萃取和提煉等一系列非常複雜的工藝技術，這就要求有足夠的行業技術人才培養、實踐和儲備，以及在不斷的生產實踐過程和應用研究中累積起來的經驗與技術資料。所謂技術，不外乎兩樣：掌握和實踐該技術的人才，以及不斷優化累積的技術資料，類似於我們平常講的data bank。另外，除了從採礦到形成最終產品的複雜流程技術，還包括盡量減低對環境破壞所涉及的綠色科技。簡而言之，稀土之稀，不在量，而在術。

　　坊間不少評論認為，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並不是真的缺乏稀土元素的礦物存量，而是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環境，而不想開採自己的稀土礦物，寧可從中國進口。這個說法其實愈來愈不正確。現時美國在稀土礦物的弱項，並不是對環境破壞的顧慮，根據美國關鍵礦物研究所Critical Minerals Institute 主席Jack Lifton所指出，美國根本就沒有稀土產業所需要的一切，包括產業鏈和人才培養教育，美國在稀土工業方面是「甚麼都沒有！」中國的優勢，既不在於不惜工本以所謂「白菜價」出售稀土，也不是對環境成本的漠視，而是從1980年代以來，就抓住了稀土行業發展作為重點發展領域，然後從產業發展過程中不斷累積上述的技術優勢，從而在全球領先。另外，中國自2013年開始全面整治稀土環境問題，既能配合國家回擊西方的限制稀土出口戰略，又能從整治過程中給予綠色科技得以發展的時間。簡而言之，中國是靠技術的領先，而不是靠賤價和污染。

　　這就得出第一個結論：在稀土產業方面，蒙古肯定沒有相關技術，而原來美國也是沒有的！它只是空心大老倌！難怪美國國務院官員強調，美蒙兩國官員是「共同探討」了有什麼「創造性解決方案」。如果有現成的技術方案，何須「探討」？用香港人的習慣說法：原來大家仲係吹緊水！

　　其次從營商環境來看，根據全球知名信用保險及風險管理機構Coface集團在本年六月公佈的國際營商環境風險評估報告，其實蒙古國的評分不僅不高，甚至可以說很低。看兩大指標：國家風險評估(country risk assessment)是D級，意味著風險極高；商業氛圍(business climate)是C級，意味著很高（Coface的風險指數從低至高分別為：A1，A2，A3，A4，B，C，D七級）。尤其是在風險描述上有這麼一條：在該國的國有企業、礦業發牌、政府採購方面，蒙古國有驚人的貪污水平和差勁的管治。另外，根據曾經在中國國土資源部和自然資源部法律中心工作多年的吳永高律師整理分析，如果在蒙古國從事礦物行業，至少存在八大風險：政府干預風險（動輒沒收外國企業資產）、法律變更風險（投資者併購合作權益欠保障）、礦產勘查風險、礦業用地風險、環保合規風險（吳律師這裏尚未提及反對黨借環保問題施壓政府帶來的環保民粹主義風險）、勞務用工風險、反腐執法風險和法律救濟風險。這裏得出第二個結論：美國真的想冒著上述風險，鼓勵美企投資蒙古國稀土產業？還是用美國公共財政去資助補貼蒙古國發展民族稀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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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上述分析只是基於目前情勢發展狀況而作，屬於靜態分析，事情總是動態發展，說不定美國和蒙古還真的在中俄兩國眼皮子底下，硬生生地走出一條兩國合作發展稀土技術與產業的蜜月之路。因此，作為他們合作政策的受影響國家，應該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包括美國如何在技術上急起直追（有點類似特朗普呼籲但一去難返的「再工業化」政策），兩國在產業、物流等各種合作上的實際進度，以及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對全球稀土市場和戰略資源供應所帶來的衝擊等等，甚至有必要建立相關的產業戰略及資源安全的預警機制，務求科學而精準地感知和分析情勢的變化，並及時作出對症下藥的產業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調整。

　　順帶一提，擁有豐富冷戰經驗的美國，從來重視對地緣情報的蒐集工作，實際上一直在蒙古國有其軍事斥候。2003年，美國資深外交及安全事務作家Robert David Kaplan出版一部名為《Imperial Grun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on the Ground》的書，提到他採訪一位名為Wilhelm的美國陸軍上校，是一名美國駐蒙古國使館的武官。這名上校武官只負責一件事，就是緊盯中國在蒙古國的一切動向，並赤裸裸地向作者提到：「蒙古國就是判斷未來中國意圖的一條警戒線(tripwire)，我決心讓成吉思汗的後代們成為美利堅帝國的和平捍衛者啹喀人。」

　　對此，筆者只有一句話：寇可往，吾亦可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