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位朋友甲曾經有一個體驗，當時他是香港一個「扶輪社」的會員，他們的「社」與日本關西一個「扶輪社」有姊妹社的關係，因此有一年他們便組織一團人到關西去探訪，增進友誼。他們一早已把團員名單人數送到日本，以便當地社友安排。當時也並非旅遊旺季，酒店也不滿，但到了日本後，才發現由於沒有寫清楚名單內誰是夫婦，有團友也不希望一個人住「雙人床」的房，所以要求改換其中三個房間的安排。

　　提出上述要求後，日本朋友與酒店職員大為緊張，結果為了改這三個房間，整團人在酒店大堂等了一個小時。而當時酒店也沒有其他旅客，只有他們一團人在辦入住手續。為甚麼其他人不可以先回房間休息，再與這三間房的人會合呢？因為這是日本朋友早就安排好的房間。要是這件事在今天中國或香港酒店發生，換三兩個房只需要三、兩分鐘吧！

　　朋友甲的體驗是：日本人是一個非常有規劃，規劃十分精細的民族，但是如果有任何「突發」性，超越原本規劃以外的事情發生，他們大部分是不懂得跳出這框框去「急就章」處理的。

 

　　這不是要說涼薄的說話，當世紀地震海嘯襲擊日本後，幾乎所有的傳媒，專欄作家都大力讚揚日本人的「國民素質」，大家在地震時都根據自小到大所演習的方法，躲在桌下或牆角，地震後便走到避難中心等待救援。

　　災後買東西、等食物，大家都會排一條長長的大隊，等兩三個小時買一樽水也不會抱怨。在整個災區也只有零星的搶劫，這些都可能是今天內地，美國甚至香港的人民做不到的。

 

　　美國這個世界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在2004年新奧爾良風災時，在最大的難民中心也出現集體強姦等惡行。

 

　　但當日本災難發生後第二天，筆者看見電視播出的畫面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四處頽垣敗瓦中，幾乎是看不見一個人在廢墟中，試圖拯救生還者或找尋親友的人，大家都在避難中心，這是一個絶對Cool的災難畫面！

 

　　如果這是中國、斯里蘭卡或是當年的布吉，災場內已是人頭湧湧，大家盡力去找有沒有生存的人，而不是現在這麼淒清，冷漠的。

 

　　(一)  因為政府叫大家到避難中心。

 

　　(二)  因為災區大部分是老人家及婦孺，日本的人口有一半超過五十歲，無力拯救。

 

　　(三)  因為天氣太冷。

 

　　但是在電視畫面上看見一架大機械臂車在廢墟現場，把雜物搬開開闢臨時通道，機械後面是四五個工作人員，他們只是站在操作的機械車後，看著機械工作。為甚麼他們不會走到廢屋中，看看有沒有人可能會生存呢？

 

　　因為他們的工作只是政府要他們操作機械，多餘的人只可以站著看。

 

　　到了六七日後才在畫面上看見一些四處尋人的拯救隊，黃金72小時已過了。

　　在電視畫面中，也不會出現像中國汶川或青海地震一樣，有大城市人民自發組織駕車帶物資到災區，因為大家相信政府會安排善後。日本政府把所有到災區的路，都不對平民開放，但在中國便有人不依規定衝入災區，結果是在日本各避難中心，汽油食物都短缺，大批物資積壓在分配中心內。

　　日本政府及電力公司在處理核危機時也是一團糟。連美國人也開始不相信日本政府的公布，自己用「無人機」偵測核電廠的輻射水準，他們覺得是比日本政府公布的嚴重，所以後退範圍是80公里而不是30公里。

　　80公里範圍，正是當年美國三哩島核意外的警戒範圍，因此可知其嚴重性。後來日本政府終於把它的警戒級別提升到與三哩島一樣。

 

　　上述的事其實與「易經」中所講的哲理有關。

　　現在自第二次大戰以來，已有半個世紀，雖然也有不少地方紛爭，大家都是在慢慢「和平發展」起來。大部分已「發展」的國家都有一個傾向，所有民生大小事都要定立一些規劃法律來「管理」，人民也習慣了有問題，便找政府官員去「問責」。

　　在一個「目無法紀」的社會，這是有必要的，但是像日本這種社會，便會使整個國家變成一隊儀仗隊，每個人都在隊中有其職位，大家一齊進、一齊退，但其中一個人跌倒，後面的人便會亂作一團，不知所措。

 

　　中國「易經」是由六個陰陽的「爻」所組成。由下到上叫「初、一、二、三、四、五及上爻」，陰爻叫「六」，陽爻叫「九」，在六個爻中是各有其位，也代表當時社會上的各個階級。其中皇帝佔了第五位，所謂「九五之尊」。

 

　　為甚麼「天子」只佔第五位而不是最高的「第六位」呢？第一點當然是在易經的「運作」中第五位是一個相對比較吉利的位置。

 

　　但最重要的一點是「易經」循環的道理，易經的爻由「初爻」開始，有如一個普通市民，是社會上的最低層，漸漸升上「出仕」當官的二爻，再當大夫及諸侯地位出升，但當爻位升到最上的「上九」爻時，下一步便是制度的「崩壞」、「變差」。

 

　　所以「天子」選擇在「九五」之位，改變時還有一步可以上升。因為無人可以在「天子」的頭上，所以「上九」之位只可以是「天子」的祖宗。

　　把這個哲學變為「政治」，便是在法例、規矩上不要定得太嚴苛、太理性、太死板，留一手，留有餘地來轉變。這個轉變並不會來自有「既得利益」的老人家，它一定是來自「年青人」，這轉變開始時會帶來混亂，因為打破常規。

　　今日大家看到的日本就是一個「被規劃的太厲害」的社會，所以有突變破壞規劃，他們便不懂得「應變」。

 

　　「不太規矩」也許是一個社會的必須元素，這才符合大規劃，大規劃中是需要有少數破壞者，突破沉悶的「規範」注入改革。改革可能是更壞，改革也可能不成功，但不「變」則是註定失敗，「既得利益」也會崩壞。這是易經易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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