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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8

來自香港的新聞菜鳥

  1995年5月的一個清晨,我步出希斯路機場。從現在起我將以一名長駐倫敦記者的身份,報道英國各界對香港政權移交的反應,以及中英關係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

  約莫十二個小時之前,當我乘坐的維珍空巴客機,於午夜時分從啟德機場升空時,窗外下方是逐漸遠離的香港,雖然在深夜中仍燈光通明,但卻難掩她的浮躁與不安。由於政改方案引發嚴重分歧,在政權移交的最後數年,從香港的視界來看中英關係,似乎一切都陷入了泥沼。

  而我眼前的倫敦卻春光明媚,風和日麗。5月是倫敦一年中最美的時刻,沿途所經的大街小巷旁雜花生樹,路上人人笑容滿面,與陰霾籠罩的香港形成強烈反差。但是,初到倫敦的興奮心情,卻掩不住未來工作揮之不去的壓力。

  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簽署聯合聲明的時候,我還只是個初中生。雖然香港回歸一直是伴隨我成長的政治主旋律,但我從未料到有一天,會在遙遠的倫敦見證這場回歸。而我隻身來到倫敦時也才廿歲出頭,不僅人生路不熟,且新聞採訪經驗也極其有限。

像戇豆先生般參觀倫敦

  在抵達倫敦第二天,我嘗試用輕鬆的方式,登上一輛觀光巴士的上層前排,像快樂的戇豆先生般,環繞著白廳、唐寧街、國會兜了一圈。它們過去只出現在電影和BBC的新聞報道之中,現在我要記住所有建築物的位置,因為它們將成為我未來工作中經常出入的場所。

  然後我去了外國記者協會。一位年輕和藹的女秘書拿起我填報的表格,試圖諗出我的廣東話拼音名字,但顯然這對她來說太困難了。然後她叫另外幾位女同事一齊試,同樣諗不出我的名字,只會發出類似於「凡空」的發音,現在想想其實叫「凡空」也不錯。

  可當時女秘書試探著問我:「起個英文名字好不好?」其實香港中西匯聚,我們在學校也都有英文名字,但我過去給自己起的洋名都屬玩笑性質,恐怕難以在嚴肅的工作場合中採用。於是我爽快地說:「好啊。」

 

抵達英國之初在劍橋大學採訪(作者提供)


  她盯著窗外想了片刻,回頭對我說:「叫Justin,如何?」於是,我有了「側田」的大名,並開始打著這個名號在倫敦城中四處奔走。那位女秘書此後亦不忘告訴行家們:「I named him!」

  有了可以前往國會、唐寧街和各政府部門採訪的記者證,也有了外國記者協會女秘書為我起的名字,但是還不夠。在香港記者穿T恤短褲都可以四處採訪,這兒較講究衣著,若然像在香港那麼隨意,將會有很多場所謝絕內進。

  於是我在就近的高雲花園(Covent Garden)買了一堆洋服,由於初次使用英鎊,還沒有把握好分寸,回家換算一下頓覺心情沉重,原來花了那麼多錢。走在高雲花園的卵石街頭上,意識到柯德莉夏萍就曾在這片卵石上載歌載舞拍《窈窕淑女》。而這片街區,在未來五年也成了我日常午餐的地點。

突遇首相馬卓安辭職

  把重金買來的洋服穿戴整齊,像洋行小職員般把頭髮中間分界之後,我覺得終於可以慢條斯理開始工作了,然而新聞總是不等人的。就在我抵達倫敦不久,6月22日,唐寧街十號突然發生了政壇大地震,首相馬卓安宣布辭職,啟動保守黨黨魁重選。

  雖然在初到倫敦的一個月時間,我盡可能「惡補」了英國的政治、社會等各種狀況,但仍處於只識甚麼是前排,甚麼是後排的皮毛水平。而且彼時還沒有互聯網,往往要到查寧十字路的書店去翻書找料。

  我記得馬卓安是在倫敦時間下午四時許宣布辭職,此時香港已是深夜。我硬著頭皮在很短的時間內,追蹤了保守黨內部黨爭的因由,以及該黨黨魁選舉程序,可以說是在臨急抱佛腳的狼狽狀況下開始了報道。

  結果「報應」來了 -- 在保守黨展開黨魁選舉期間,有一次在某次採訪的間歇時,突然有位前輩當著眾行家面,問我這個生面孔的年輕人:「依君之見,馬卓安的挑戰者雷德伍德,是否有機會贏出一片天呢?」我其實連雷德伍德何方神聖都不清楚,於是模稜兩可地回答說:「應該有一丁點機會吧?」

  對方望望其他人,然後毫不掩飾他的驚訝說道:「哎呀,你居然認為他有機會?」四下陷入令人難堪的沉默,貫穿了一絲再明顯不過的潛台詞:「這個香港來的年輕記者是個菜鳥(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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