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哥哥」張國榮自殺死亡之日，正是「沙士」(非典型肺炎)在香港肆虐之時。還記得當時在香港教育城任職極高層的大學同輩和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商議，舉辦四節名為「定心教練訓練」的網上學習課程。首三節都是與「沙士」有關的情緒處理，第四節則是「如何理解和協助受自殺新聞困擾的學童和成人」。

　　猶記得友人曾經說：「不知為什麼，大家好像因『哥哥』事件而困擾的人，好像比因『沙士』困擾的人多呢？後者是威脅我們每一個人的性命之事，為什麼大家反而去關心人家的事呢？」

　　有位教育界朋友補充說：「對呀，我的同事們當中，很多人都看了你那集『自殺』，反而沒有看那幾集『非典』呢！他們都說有不少學生和朋友受此事影響，所以都想取經，以備不時之需。」

　　依稀記得當時我的回答是：「『非典』令人心生恐懼，焦慮不安，但因大部份人都不認識那些死者患者，所以只有一種無奈可惜的感覺。而且，(在那時)大家對『非典』的因由治療所知有限，又是那般恐慌，所以會選擇保持一種心理距離，啟動心理防衛機制，自我保護，不去聽太多、想太多、感受太多，以求保持正常生活運作。

　　但是『哥哥』是一個我們認識的人物，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我們都可在他的作品、活動、言行中建立一種熟悉的感覺，所以當他突然離世，就好像一個親朋戚友離世般真實和感觸良多。」

　　友人又說：「真的難以明白一個如此成功的人為何要走這條路，他事業有成，有錢又靚仔，又有穩定男友，公開之後又獲大家接納，一切順利，為何要走上這條路呢？」

　　那些年，我仍在醫院工作，每天與情緒抑鬱的人士面談。他們反而是最能夠設身處地體會想象「哥哥」的可能情緒的一群。綜合他們的意見如下：

　　「抑鬱嚴重之時，很多想法都非常負面的。我們不是不知道自己擁有很多，而是愈是擁有就愈害怕會失去這些幸福，無論身旁的人如何提醒，甚至家人如何強調擔保不離不棄，我們還是悲觀地覺得最終還是會一無所有。」

　　「對啊！在狀態差的階段，我見到家人為了我而奔波勞碌，疲憊擔心時，我又覺得內疚，覺得自己是他們的負累，所以又走進思想死胡同，以為自己死去便不再是他們的負擔和煩惱。」

　　「外人難以明白抑鬱症最困擾的症狀並非『不開心』，而是討厭自己，憎厭這個病，對治療進度感到不耐煩，這些憎厭會令我們以為失去治癒的希望和勇氣，所以我認為內疚和厭惡才是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