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由新冠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大衰退，是史無前例的。它不是由貨幣政策、庫存、消費等傳統周期性因素觸發的，而是因為各國為控制疫情採取了封城堵路措施，全球範圍內生產和消費活動發生了斷崖式下墜，衰退之慘烈前所未聞。

　　2021年的經濟復甦，同樣是史無前例的。由於基數效應，今年的增長反彈力度應該是和平時期所未見的。為了拉動經濟，各國所推出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力度（全球經濟領頭羊美國尤其如此），也是和平時期所未見的。更有趣的是，決定經濟復甦的路徑圖，既不在於刺激措施也不在於就業市場，而是取決於未來疫情的發展。病毒如何變異、疫苗能否持續有效？這些政府控制之外的不確定性，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經濟復甦的速度與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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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在不確定性中增加復甦的機會和強度，美國政府祭出了極為激進的財政赤字政策，並得到了聯儲貨幣政策的保駕護航。不等美國經濟作出經濟下行周期通常發生的調整（庫存、工資、投資等），白宮和聯儲便強行拉出一個人為的復甦。此復甦強則強矣，但是主要靠政策人為催生出來的。從工資到房價，從股市到借貸，經濟與資產價格均沒有實現市場出清（market clearance）便進入下一個上行周期了。

　　這是根基不牢的復甦，能否具有可持續性也值得進一步觀察。

　　這場衰退，更觸發了幾個結構性的變化，其影響十分深遠。首先，現代貨幣理論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決策者的殿堂。政府扯下了羞答答的面具，無底線的赤字財政和量化寬鬆已經成為政策的一部分，不僅現在，未來也會一再被使用。

　　其次，產業鏈佈局醞釀重大改變。在效率和利潤驅動下，過去二十年產業鏈高度集中，導致疫情中供應斷裂，不僅影響生產，更帶來國家安全的憂慮。產業鏈重新佈局勢在必行，這給全球化帶來新的變數，各國的增長動力可能因此而此消彼長。

　　再者，世界加速進入數字時代。疫情構成不可控的距離障礙，在家辦公、遠程教育等過去尚不被多數人接受的工作、生活模式成為常態，線上購物、快遞外賣、視像會議迅速普及，本來需要慢慢進化的數據化商業業態、生活方式一夜間為社會所接受。

　　最後，資產保值升值變得更重要。疫情令銀行儲蓄的回報率幾乎歸零，令多數人感受到就業機會的脆弱；央行狂印貨幣，使得過多的貨幣追逐有限的資產。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快速升值，勢必加大貧富懸殊，成為未來社會分化的溫床。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弗里德曼創造了BC（the World Before Corona，新冠疫情前的世界）和AC（the World After Corona，新冠疫情後的世界）的概念。的確如此，這場疫情不僅製造出災難性的生產停擺和經濟衰退，更從許多意義上改變了我們的工作與生活模式，改變了全球經濟與政策的常態。哪怕經濟復甦了，我們也回不去了。

　　本文原載於今周刊，為個人觀點，並非投資建議或勸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