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舉行大選的前夜，我在戲院花錢買票，看了《東京的士：回憶里程》。之所以去看，主要是因為電影出自喜愛的導演山田洋次之手，主角則是倍賞千惠子和木村拓哉，不由得令人期望是繼《國寶》之後，又一部證明昭和電影本色還在的作品。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最近看的相當一部分日本電影，連色溫都拿不準。估計是因為低成本製作，在拍攝及後期過程中，把色彩領域的工作都省掉了，完全依賴電腦內建程式自動調校，效果慘不忍睹，與昭和時代《亂》、《天國車站》那種用菲林拍攝、投入大量專業人員製作的「大電影」，不可同日而語了。
少年時期正值日本戰後經濟和文化走向巔峰，當時我放學時出入的銅鑼灣日本公司林立，港島人約朋友一般就在大丸的旋轉門內等。我至今仍認為，從旋轉門看電車駛過，是香港曾經擁有的最美都市景色之一。
我還在北角國都戲院看了大量日本電影，包括山田洋次與倍賞千惠子合作的《遠山的呼喚》，和《男人之苦》系列，那時他們都還很年輕，日本欣欣向榮。此後如果沒有《廣場協議》，及韓國、中國相繼加入家電市場的競爭，也許我們現在還在看東芝電視，用索尼Walkman聽歌。
*日本的「擠牙膏」方式*
雖然日本大廠會以一種「擠牙膏」的方式，每年稍微更新部分技術，或改變外觀，把新產品推向市場，並透過電視、紙媒傳銷攻勢向消費者發動心戰，強調在一個極度戀物的社會，要把每年更新的產品都買下來才會令人安心。
但我深信，無論日廠擠出多少「牙膏」來，在他們預設的世界裏，我們將永遠撥打轉盤電話，駕駛石化動力車前往羅馬，並在過程中不斷打開紙版地圖做人肉導航。
日本文化工業的精英們將在這個「擠牙膏」式的世界中，演繹其在戰後崛起過程中提出的「人類命題」，山田洋次就是其中一員。看他的電影，你總會覺得生命就是由穿梭於柴米油鹽之間的「小確幸」組成。
《遠山的呼喚》講述一位出獄的猛男（高倉健）浪跡到天寒地凍的北海道，在深夜避風雪時，一位獨立經營農場的寡婦為他打開了門，從此揭開新生。只要他願意扮演一個正常男人的角色，牧馬、幹農活，幸福生活隨手可得。那位寡婦，就是年輕時的倍賞千惠子。
《遠山的呼喚》上映於1980年，是承接山田洋次、高倉健和倍賞千惠子「三人組」拍攝的另一部受歡迎小確幸電影－－1977年的《幸福的黃手絹》。不過，印象中後者反而沒有在國都上映過，也許是我年紀太小沒有印象了。
*小人物的幸福時代*
山田洋次和倍賞千惠子還合作過《男人之苦》，同樣的小人物故事，一間家庭式經營的小店，和一位四處浪蕩的小販，演繹出長達50集美女如雲的電影系列。不由得令人感慨，那個年代的人真幸福，只要走進戲院，或是對著電視機，就能幸福的活著。
當我走進戲院，看同樣是以小市民日常生活為視角的《東京的士》之時，山田洋次已屆94歲高齡。我是把此片當成他的最後一部電影來看，並期望得到一次「擠牙膏式」的、不偏離其風格太遠的輕鬆體驗。
但電影尚未開映我已覺得，在這種高齡拍攝有關往事回憶的題材，因為視力退化的關係，恐怕在生理上也不會是陽光燦爛的吧？
先提醒一下，下文略有劇透。倍賞千惠子的首場回憶，是「日本終戰80年」。這是山田洋次和倍賞千惠子熟悉的題材，他們不僅自昭和時代就被視為反戰和反修憲的文化界人士，且前者是日本發動對外戰爭期間，在中國東北長大。基於這個事實，他在拍攝《遠山的呼喚》裏的北海道場景時，也許也看到了滿州？
*終戰回憶的起點*
去年，山田洋次曾向日媒回憶這段歷史，指出他父親是「滿鐵」的技師，因此在東北四處調動。而每到一處，日本人都看不起中國人，雙方貧富差距明顯，且中國人動輒被日本人毆打，還「不許對日本人有怨言」。山田稱：「這在當時是很常見的事情。」
不過，山田洋次在《東京的士》回憶里程，果斷切割了有關中國的任何往事，而是以倍賞千惠子作為經歷戰爭的過來人身份，來到她父親喪生地點－－橫跨隅田川的言問橋(Kototoi Bridge)。
由木村扮演之的士司機代表戰後經濟繁榮時期成長的一代，對歷史不甚了解，因此詢問女客人的父親是怎麼死的。回答是：「美軍轟炸東京，他在橋上被炸死的。」
終戰80年回憶於是由美軍對東京發動空襲展開，女乘客隨後開始講述她在戰後愛上一名韓裔小伙子，可對方卻要去北韓服務國家，結果一去不返。不僅如此，還給她留下了骨肉。講完冷戰的故事，兩人累了，決定到一個湖邊休息。
*中國遊客成為刺點*
正當他們坐在湖邊觀賞天鵝，沉沒在美軍空襲喪父、北韓政權奪走戀人的悲哀往事時，一個中國三人家庭打破了寧靜，成了亮眼的「刺點(punctum)」。
的士司機出身卑微，穿著低調工作服，表情木訥。他的妻子在中學時雖然是校花，但現在也在低收入的現實下變成每天為口奔波的「師奶」。司機一家從未到外國旅行，而且還面對一個大難題：女兒獲得私立音樂專科中學取錄，卻拿不出學費來。
可眼前這個中國三人家庭，兩大一小穿著光鮮，名牌應有盡有，前來日本旅行看來是家常便飯。為了強調其中國人身份，山田還給小孩手中安排了一個熊貓公仔。這孩子顯然得到父母深厚的物質照顧和情感溺愛，當他興奮地衝到湖邊時，父親跟在後面緊張地用普通話大叫：「小心掉到湖裏被淹到了！」
由日本頂流名星飾演之的士司機和女乘客，面對此情景相視一望，進行了某種默默的交流，然而對於山田這種日本神級編導來說，此處無聲勝有聲，中國遊客這段小插曲一瞬即過。兩人繼續回到關於日本女性地位、少子化和老無所養等各種社會糾結。
*山田敘事發生變奏*
《東京的士》可能是山田洋次最後一部電影，也是唯一令我感到神經緊繃而不是情緒放鬆的電影。作為畢生給日本普羅大眾製造「幸福感」的大師，山田的敘事發生了變奏。雖然電影仍舊是以人情味和幸福感作結，但故事橋段，甚至是各角色結局，在電影開篇不久就可以預料，可謂「睇開頭知結尾」，且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發生。
真正令人緊繃的，是貫穿電影的社會衰落與絕望感。電影中幸福與希望的喪失，與現實中日本多個城市萬人空巷聆聽高市早苗發表競選演講的場面相互呼應。
看完電影次日，日本眾院選舉結果揭曉，高市贏得了戰後碩果最大的選舉勝利，足以令她啟動修憲。在山田洋次所代表的日本戰後敘事已說不下去之時，高市給日本公眾帶來了一套可供期待的「新故事線」。由於這條新故事線誕生於日本產業衰落，和普羅大眾對幸福感已喪失期許之時，怎會不被激進和冒險的火頭燃點？《經濟通通訊社評論員 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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